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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教育处罚”与“处罚教育”不是一回事
    对于追求改善和提高全民法治生活而言,我觉得新修订实施的《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》着实可圈可点,呈现不少可喜的新亮点。其中,将原先“处罚教育”处理原则修改调整为“教育处罚”,是新《程序规定》最大的亮点。它不仅诠释了法律的人性化,让法规有了挺立的灵魂和脊梁,也使交通法治生活变得更加和谐。因此说,如果没有这一至关重要的法律上的位置前后置换,就难以孕育出“罚款上限”、“禁止隐蔽执法”等诸多让人叫好的执法新规则,就不会赢得社会大众的一片叫好之声。这虽是法律上向前挪了一小步,却让人们看到社会法治文明向前迈了一大步。
    而有人却不以为然,说“教育处罚”与“处罚教育”是“换汤不换药”的一回事,这显然是认识上的廖误。“教育处罚”与“处罚教育”貌似一致,但它们在立法原理和司法要求上相去甚远。从司法要求来讲,坚持“教育处罚”还是“处罚教育”不仅是行文表述谁先谁后的事,还是执法操作的必定程序规范,直接影响并制约着执法者的行为意识。“教育处罚”要求执法者在执法活动中必须坚持先行说理教育,是人性化、理性化与执法的最佳结合,由此产生的执法效果与社会效果是协调和谐的;而“处罚教育”过于刚性,事实上处罚过后再行教育,其执法效果和社会效果肯定是极其有限,甚至不尽如人意。例如,以前在某些地方搞“天价罚款”、“指标罚款”、“罚款比赛”、“隐蔽执法”、乱设禁令标志等,就是“处罚教育”思想主导下产生的执法行为,颇为社会诟病。
    实践证明,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和可执行性,“教育处罚”显然要比“处罚教育”来得更合乎情理和科学,它们之间绝不是回事,更不是换汤不换药。要知道,社会教育是法律的最大的功能,制定法律法规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不是处罚和追求处罚,而在于教育和提高全民自觉守法的行为意识。因此,任何法律法规制定和施行总是要面对社会大众,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,法规和制度一旦缺乏群众基础、得不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可和支持,注定是没有生命力的。从新修订的《程序规定》实施一个多月的情况看,其执法效果和社会效果是非常好的。一词之差,使执法回归了法治精神的本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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